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主线且恪守不渝，胡适一生的为人行事，常常受到时人与当局的非议与非难。?兰_兰+闻^学_ ?已?发￠布+最`欣¨蟑!踕+北洋政府时期，他主张过好人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他发表《人权与约法》，挑起人权论战，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立国之本。“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战激情高涨，他参与“低调俱乐部”，主张暂时的妥协退让，增加国力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些，在常人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胡适却坦然地去做了，无怨无悔，也无忧无虑。

胡适的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现。对此，J.B.格里德是很欣赏的：

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诺言波及甚广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运动”闻名的变革潮流的工具。对于胡适来说，这些年中，他对白话始终保持着最大的热情，但是他所关切的事情远非是使书面语言恢复活力……在他论述文学革命的观点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了他探讨这些引起广泛问题的某些特点。^求_书+帮! ￠毋?错`内?容,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性、尝试性的观点。当别人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作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

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97—98页）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1)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适和高梦旦一起去沧州旅馆看望赵元任夫妇，出来已十二点多了，高梦旦邀胡适去消夏别墅吃饭谈天。不知怎样话题一转，谈起了胡适的婚事，高说，据他所知，许多旧人都恭维胡适不背弃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我¨的+书~城+ ′追*蕞`芯\彰′截′他所以敬重胡适，这也是一个条件。胡适自然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夫人江冬秀没有文化，又是小脚，他留美前与之订婚，回来后仍按约结婚不曾嫌弃。此时距胡适结婚不过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脚太太还是人们常常提起的话题。听了高梦旦的话，胡适反问：

“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

“这是一件大牺牲。”高说。

胡适听了说：“我平生做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

高问何以最讨便宜，胡适说道：

“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赞许，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

事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是胡适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不管这话在这儿有没有勉强的成分，就胡适一生来说，尤其是就他初回国的那些年的为人行事来说，这句话可说是他的一个人生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践行自己的人生理念与社会理念。

好多人都认为胡适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这么看，文人对社会尽其责，说也是一种做。至于这个说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有时说就说了，并没起什么作用，有时说了还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评判的标准，那是势利者的护符，非是尽责者的担当。敢说和不敢说，是不一样的。还有的人认为，胡适只是谈论政治，而没有实际从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没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