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在美国并重自由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能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句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的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页）即使我们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李大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的反驳，无论是论证的充分，说理的严密，态度的诚恳，与语气的肯定上，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