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奏本详细分析了明朝内部的形势，说：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纪纲严重败坏。.E-Z~晓\说+旺* ?追*蕞·欣_蟑*結·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毅宗)刚嗣位，此人贤否，还不得而知，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卑骄利诱之术”。再有一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齐\盛_晓.说+徃- +庚+歆~最,哙!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自固”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师老财匮”，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

奏本还谈到了对蒙古的政策，认为它“素无纪纲，无大志”，不过是贪图小惠小利，只要“善为之抚驭可也”。谈到朝鲜时，认为它僻处海隅，没什么财富，君臣之间，拘拘守礼。因此，后金可以与它交往，或先放置一边为上策以上原文见国立中央研究院辑：《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48页。。

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议论滔滔，纵横古今，把问题论述得十分明晰透彻。读其文本，奏议者不仅熟知历史典故，对明朝内情也了如指掌。虽为佚名之奏，也可断定必出自汉官。归纳他的建议，这就是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二策；对蒙古不宜过多用兵，应取“抚驭”之策；对朝鲜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论。对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对明最为重要，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的胜败存亡。￠d￠a¨w~e-n¨x+u′e′x*s¨w!.~c/o?m,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只有军事进攻，没有进行和谈，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固”的问题。这个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在和谈的掩盖下，争取时间，在各个方面加强自己，巩固在辽沈的根据地，迅速富国强兵，就是“自固”。同时，利用和谈，装出卑下的姿态，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老谋深算的汉官范文程和宁完我、马国柱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清史稿》，卷3，“清太宗本纪”，39页。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张不能放弃军事进攻，要边谈边打，以攻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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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宏图远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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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展开了积极地进攻。另方面，他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后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和谈与自固结合起来，伴之以军事进攻，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这可以说是太宗作出的方针大计。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到天聪九年，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后金十分有利，许多汉官纷纷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为所动。他说：“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又说：&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