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灭种的威胁。

第二年《天演论》出版后，十年间至少出了30多个版本，影响何止一代人。知识界争相传诵，“几乎人手一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名词，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作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竞存）。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天演论》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鲁迅也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读《天演论》，他在《热风·随感录》中称严复究竟是翻译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这一年，在上海、杭州、温州、北京、西安、桂林、广州等地诞生了许多林林总总的报刊，酿成了百年史上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个小高潮。然就其影响而论，都无法与开风气之先的《时务报》同日而语，但《时务报》的危机已开始浮现。

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刊载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叙》，10月11日，曾鼎力支持《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指责此文“太悖谬”，要求湖南当局封杀这一期刊物。11月，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因为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信给汪康年，指责已连载4期的徐勤《中国除害议》一文，认为汪也“不能无咎”，结果此文被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