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有扬有抑,亦疑亦惧”,但“冷嘲热讽,无日无之”,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远生遗着》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双十节”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监督政府,改良社会”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的慨叹。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