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滑地摆脱良心谴责的办法。他又把此事推给了他的助手比德尔·史密斯，而他则在5 月16 日晚上离开伦敦到北爱尔兰的一些单位进行视察。比德尔·史密斯则留在伦敦与法国军事使团进行交涉。使他吃惊的是，使团的首脑，皮埃尔·科尼希将军是个如此冷酷的人，对于屠杀他无动于衷。他说道：“这是战争，战争中的死亡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消灭敌人，我们愿付出比预先的估计高两倍的代价。”

尽管史密斯不是个软心肠的人，但他对科尼希的冷酷也感到惊讶。对安全地往在伦敦的法国将军来说，在谈判桌上自愿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是轻而易举的。史密斯想道，正是那些在国内遭受战略轰炸机攻击的科尼希的同胞，却无权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和美国人竭尽全力弥补由于他们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在他们官方的历史中，伤亡数字是很低的。然而在负责整个防务工作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5 月29 日的信中却展现了另外一幅图画，“法国人正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他写道，“仅在最后四十八个小时，他们就有三千人丧生。”轰炸确实带来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马洛里都没有预料到的“好处”，在入侵之前，为了处理在进攻打响后前六个星期可能出现的伤亡，德国人除在德国南方设了两万张病床外，在法国北部就额外准备了四万张病床，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已设有二万八千张病床。不过，从“霸王”行动开始执行的那天起，法国人便已占据了每一张病床，他们是“霸王”行动之前进行战略轰炸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