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司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w/a.n`b-e!n!t!x-t¨.!n,e¢t?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了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地位、增多物质奖励等),收买人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随着抗战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
他无法容忍本朝基本国策发生任何改变。
在他看来,国内武将的威胁比金人的威胁更严重。¢叁¢叭!看′书^旺/ ?庚+鑫,嶵^全`他之所以不惜放弃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愿意让武将的权力在战争中进一步膨胀。
为了恢复北宋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赵构。宰辅一类首席大臣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当时,赵构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衫?叶/屋. \更′辛!醉`筷/”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绍兴八年(1138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赵构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赵构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赵构,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可以说,对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的兵权,几乎每一任宰辅大臣都动过削夺的心思。
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军”、“韩家军”这几支庞大的军事武装,赵构无法安睡。
赵构虽称“中兴之主”,但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那么有追求。
从他写给粘罕那封肉麻的投降信就可以看出,他胆小怯懦,畏敌如虎,贪图享乐。
故土能不能收复,他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拥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会不会被金人俘虏,能不能安全地苟活下去。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和投降之路——只要和议成功,所有的担心就可以通通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