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后就用火葬，没有什么丧祭。跟孔孟之学一道传入云南的，有所谓“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这一套礼仪，今天看起来当然有很多消极的成分，但在当时却是催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感性经验和共同心理意识的必要符号体系。

至元十一年，赛典赤抵云南当年，即在中庆、大理两路设儒学提举。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季的第一个丁日，招收学生入儒学研习。十九年，云南诸路普遍建学立庙，“以祀先圣”。由于这一批学校的建立，使云南诸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这对于改变云南先前以儒附释的“儒释”或者“释儒”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与此大体同时，元代又是云南佛教摆脱藏传密宗的支配性影响而大规模改密为禅的时代。南诏、大理政权时，云南佛教“皆西域密教”，实际上是藏密，“初无禅讲宗也”。密教僧人叫阿叱力或阿阁梨，或称轨度僧、轨范僧。没有出家的阿叱力叫“师僧”，有妻室。最早在云南开寺收徒传播禅宗的，是1250年从云南到内地学禅，历25年后回到中庆筇竹寺的雄辩禅师。大约在十三四世纪之间的四五十年间，从汉地传入云南的禅宗很快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阿叱力僧几乎落到民间巫师的地位。这个转变，很可能有当时云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为基础。但它刚刚发生在汉地的文化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施加于云南地方的时期，因而有效地加快了云南上层文化从它本身的体系中脱逸出来，向中原汉文化靠拢的过程。到元明之际，在云南中心地区的城镇和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与内地相同的汉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