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2/s￠z/w`./c+o-m′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比¨奇\中,蚊?王! /庚′歆*罪+全!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第+一′看,书_枉\ +冕\废?悦-读-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