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与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开始变得愈来愈便捷。~卡,卡^暁\税~王~ ￠埂/欣·蕞*全~秦汉时期，日本诸国前往中国一般循朝鲜半岛北上，路途相当遥远，“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但从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国多从南道浮海而来。如北宋雍熙年间，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国后，曾上表陈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信风的帮助可以使漫长的航路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从中国到日本，也相当便捷，他当时是从浙江台州离开的，“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而日本群岛呈南北纵向分布，南部诸岛屿与中国闽、浙沿海地区的交通显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国南路航线的开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民间的交往受到相当严重的制约。~x/w+b!b′o￠o?k_..c/o`m,应当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倭国”，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倭寇”。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内外势力极易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剽掠。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显露无遗。

元朝末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分别在当地起兵反元。张士诚占领高邮等地后，控制了作为元朝南北交通枢纽的大运河。同时，方国珍起义军夺取了元朝运粮船只，以浙江沿海为根据地，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路。这两支义军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战的渔家子弟。元朝政府为恢复东南漕运与海运之路，用高官厚禄诱降张士诚与方国珍，但他们往往屡降屡叛，依旧各自占据着自己原有的地盘。￠精\武￠晓,税+王\ ·耕\辛^嶵?哙-如张士诚全盛之时的辖地就“南抵绍兴，北越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东南沿海重镇如宁波、绍兴、杭州、苏州等地，均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方国珍的地盘，则主要限于浙江庆元、台州、温州三路。后来，在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下，张、方两个割据政权先后败亡，但其残部大多逃亡海上，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负固海岛”、行劫江湖的中国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起来，并为之向导，联合向明朝沿海地区频频进犯，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海患”。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民舍，掳掠财物，北起辽东半岛、山东，南到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现还有一些客观背景。14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各据一方，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互相攻伐，战乱迭起。在争战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士们组织起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一有时机便大肆杀掠。元末明初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更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在从辽东半岛到广东、海南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可见，当时“海患”的性质较为单纯，主要有两股势力涉及其中，一是败亡海上与官府对抗的绿林人士，即“岛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装走私者。

为解决这种海盗性质的“倭患”问题，朱元璋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镇压的同时，派遣使者照会日本国王敦促其制止这种侵扰行径。但日本执政者答辞简漫，毫无诚意，这使朱元璋十分不满。不过，鉴于元朝进攻日本严重受挫的历史教训，明太祖采取了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力求从本朝内部解决问题。为断绝中外海盗的耳目与内应，他下令禁止滨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纳原张士诚、方国珍部下军士及濒海的船户、岛人、渔丁为兵，自淮、浙至闽、广，共计十余万人。这可以说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始。这种政策虽然断绝了无数渔民的生活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