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当政之初，新闻界还是有自由的空气，1912年12月12日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名记者黄远生发表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对袁世凯作过这样的评论：“大抵袁总统之为人，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来，则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他承认袁自有其长处，之所以“为善日少而恶日多”“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于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我*的￠书*城￠ -首`发·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

此前，他在12月4日发表的《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文中说：“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在握。约法上之所为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此时离袁称帝尚远）此后12月19日发表的《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中直言：“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也。￠萝-拉^小\税? ·耕·辛-最¨哙`”

黄远生的这些评论都发表于袁氏掌权时，虽有褒有贬，但实际上贬多于褒，袁那时不仅容忍了那些尖锐的批评，而且后来还想拉拢他为己所用，这也是容易让我们在今天产生感慨的。等到袁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新闻界的自由空间也就越来越狭小。所以，到1915年11月，黄远生在《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时，感慨当时的新闻自由甚至远比不上前清之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袁世凯就能一手遮天，让人真心实意对他俯首帖耳。世人皆知，以《天演论》等译作影响过一个时代的翻译家严复列名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他私下对人说过，自己确实赞成君主立宪，列名“筹安会”则是杨度擅为，对于袁世凯他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从他1915年写给熊纯如的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袁虽是“一时之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旧日帝制时才督抚耳”，要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应付列强的挑战，他认为袁“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多年后这封信发表在《学衡》杂志上。/鑫_纨. ¨ ￠神!颤. ^吾·错·内!容/尽管严复的信只是当时私下的看法，袁不知道，世人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梁启超等人对袁世凯的批评则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

章太炎眼中不如曹操的“袁棍”，严复眼中无科哲学识、无世界眼光的旧督抚，梁启超眼中“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这是同时代人近距离看到的一个逼近真实的袁世凯。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还是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之外还有历史。

莫理循的证物

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里循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当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一度叫作“莫理循大街”。1894年，年轻的莫理循就来到中国长途旅行，沿着长江，一直深入西南边陲。1897年他成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进人中华民国后，他应袁世凯之聘出任总统顾问。他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感情，足迹远到西北和西南，他的镜头留下了那一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面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一时期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之剧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莫理循有职业记者的敏锐，也有相当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感，他似乎知道自己所目睹、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无论他亲手拍的照片，还是他保存下来的请柬、便笺、股票、银票、名片、人场券等等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已成为重要的证物。

这些证物向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活的近代中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与挣扎，看到上层达官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