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加上另外一篇直斥国民党反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都收入了新月书店随后出版的《人权论集》中。

胡适的言论虽然尖锐，国民党各地党部乃至中央党部确实对他大为不满，要求惩戒乃至拿办的呼声充斥报纸，许多朋友为他担忧，他从未被捕却是事实。哈雷特•阿班回忆，胡适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恐怕不可靠，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舆论对他的安全无疑是一种保护。

不入国民党的黄郛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黄郛，辛亥革命时期与陈英士、蒋介石结为盟兄弟，蒋终身称他为“二兄”。1927年，蒋挥师北伐，底定江南，正是叱咤自喜之时，有一天在上海的黄郛家谈政治，谈到了十多年前被刺杀的陈英士，叹息说，如果英士不死，可以办党，黄郛可以办政，自己则专心军事，三人分工合作。蒋说这番话是在“很闲散的神气中”，当时在场的还有宋子文、汪精卫，以及黄夫人沈亦云，就是她在《亦云回忆》中记下了这一情景，她说，可惜英士已死。而黄郛“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

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民国的开国元勋，但在“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他就没有参加需要摁指模、宣誓效忠领袖的中华革命党，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他也不再加人。蒋在北伐途中，几次写信请这位寓居天津的“二兄”南下协助，并派张群北上敦请，他“斟酌公谊私交”，决定南归，时在1926年冬天。在江西南昌蒋的司令部，一个开会用的大厅里，悬挂着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几个人的大照片，还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他直言，中国规矩没有生人、死人相片同挂的先例，请将蒋的这一张除下。蒋在许多方面需要他的帮助，几次要他加人国民党，他都没有答应。如果要在国民党主政的时代从政，必须是个国民党员，如果要发言有力，还必须是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最高行政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是由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不是党员就不可能参与最核心的会议。1927年春天，他从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前往上海，与蒋分别不过一两天，忽然杨虎匆匆赶来，面交一封蒋给他的信，信里没有别的事，只是一份已为他填好的人党志愿书，上面的介绍人张静江、蒋介石都已签了名，只要他本人签个名即可。他没有签名，由杨虎原件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