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陈芷町说起新闻检查的问题，认为政府对于一个问题的发生，不要尽是消极地叫报馆不要登，应该积极地告诉报馆怎样登。!鸿*特￠小+税*网* *嶵\鑫?蟑′节_哽?芯\筷,政府要实行新闻统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国通讯社及报纸遍布国内，本国报不登的事情，外报传得更厉害。譬如当时关于四川军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报纸登载，外边揣测纷纷，甚至以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许报纸报道四川的情况，人心反倒安定下来了。

办报出身的陈芷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王芸生的用意无非希望放宽新闻检查的尺度，给新闻界更大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越能防止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流传。但他提出的“积极办法”也蕴含着一种危险，如果每则新闻都要由政府告诉报馆应该怎样报道，各报馆的自主性同样将受到严重影响，自由报道的可能性未必会加大。结果很可能不是离新闻自由近了，而是离新闻自由远了。王芸生在庐山上曾两次与蒋介石见面，第一次谈了半个小时，第二次谈了一个小时。他用了六个字来概括蒋给他的印象：“虚怀，热诚，苦干。”他了解到蒋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吃饭的时候也要约人谈话。!微′趣+晓+税-网. +唔_错~内?容′蒋请人吃饭很简单，常常只有几样菜不美而且不丰”，所以许多人都要先吃些东西再去赴蒋之约。张学良感慨地说：“他太苦了，整天的在严肃的态度下见人治事，毫无舒展个人兴趣的余地。亏得他，换个人谁也受不了。”然而，仅仅从邮电检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蒋治下的中国与真正开放的现代社会仍有距离，他还在旧传统中打转。

一个1893年人的“三原则”

左舜生也是一个1893年人，他最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前半生的经历非常丰富，非常多姿多彩。他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来是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曾”是曾琦，“李”是李璜。在国民党掌权时代，这个信奉国家主义的政党也是国民党压制的对象之一，长期处于半公开状态。他们办了一份有名的《醒狮周报》，上面印有一头狮子，因此被称为“醒狮派”，一般他们也以这个名目公开对外。?白`马.书.院^ `已\发!布`嶵_欣`蟑-劫!办党始终不是左舜生的职业，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等大学的教授。

情况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渐渐有了变化，大约1933年到1934年之间，蒋介石两度托人带话给左舜生，希望有机会与他见面谈谈。当时，他认为国民党与青年党还是有相当距离，怕引起其他同志的误会，加上蒋所托的人虽然与他很熟，但无深交，并不十分信赖，所以迟迟没有答复。到了1934年春天，他接到蒋介石从杭州发来的电报，约他暑假到庐山见面。他这才和曾琦（慕韩）商量。这个曾琦是他佩服的人，多年后，蒋当面问他曾琦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如此回答：“慕韩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他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久居过法国，但他的思想相当保守。他对4五四’以来新思潮不重视；连白话文运动他也不理会，他依然写古文，做旧诗。他以一个不名一钱的穷书生，居然创建了一个党，已有二三万个党员……他有一个特长，便是‘长于组织’，也肯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他征求曾琦的意见时，曾说：“一个在野党人和执政党的当局见面，这是再寻常没有的，你尽可以去。”他问：“万一因我和蒋先生见面，演变到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您的态度怎样呢？”曾琦的回答更干脆：“现在国难如此严重，日本军阀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为时必不在远，最后我们除抵抗以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到那时候，全国无论任何党派或个人。都非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不可，我们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党，当然必须与国民党一致，您先去做一个底子当然更好。”他说：“您既赞成我去，而且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我便有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我们信仰国家主义，爱国第一；我们主张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个基本立场，不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