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知道自己智力超群，才华横溢。¨我!的·书\城/ .埂/新¨最^哙~作为新上任的外交官员，他梦想成为一位“受人尊重、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天，当我走过国务院的环形回廊时，廊柱都会因我而颤抖”。[24]毫不奇怪，这位在20世纪早期接受美国和德国教育的精英人物，从当时在美德两国流传甚广的优生学角度来讲，的确具备了优秀的基因。他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我们家族的优秀血统代代相传。我敢肯定我们都会成为不同凡响的人。”凯南一直渴望成为他所定义的那种“伟大人物”，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达成这一愿望。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的能力的确超过了很多人。他这样说道：“在汇报北欧和东欧诸国情况方面，与我认识的所有人相比，我都是最有资格的。”他的这一说法基本上正确无误。[25]

国务院的一位秘书多年来对凯南颇为留意，称凯南“喜欢有人追随，喜欢有人坐在他的前面倾听他演说”。[26]政策规划室的同事多萝西·福迪斯克说：“凯南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倾向，我一直都觉得他认为自己的才华足以担任国务卿的职位。¨兰`兰·蚊\血￠ ¨醉.芯!漳\洁?埂-新*筷*”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27]50年代末期，凯南呼吁与莫斯科谈判，引起轩然大波。他认为“自己是世界级的政治家”。伯林回忆道：“他说他认为自己和（印度总理）扎瓦哈拉尔·尼赫鲁或许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物……都能给全世界提供政治方略。”[28]虽然凯南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但他也会进行自我批评，甚至会感到自卑，因为他认为他无法带来必要的变化，无法让美国和整个世界日臻完善。

凯南自视甚高有他的理由。总统顾问、外交政策专家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认为，他这位普林斯顿的朋友在思想上经常“比一般人超前二三十年”。[29]作为政策规划室的首席历史学家，凯南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日本重建计划，以及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限制援助政策，并在南斯拉夫与莫斯科决裂后与其领导人铁托接触，这些举动为他赢得了“美国全球政策规划者”的美誉。\卡,卡-小¨税′罔+ `已^发_布?罪′薪`漳!截-[30]从国务院离任后，他撰写的书籍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还曾获得美国历史学研究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他荣获了爱因斯坦和平奖，以及其他诸多奖项。他能说一口地道的德语和俄语。曾经在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过的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说：“没有哪个美国人的俄语比乔治说得好。”塔克的妻子是俄罗斯人，她补充道：“乔治讲的是知识分子说的俄语，听得出他深谙俄国的历史文化。”[31]约翰·肯尼迪总统执政期间，凯南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他学会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一门与俄语差别极大的斯拉夫语），熟练程度足以用来发表公开演讲。他的挪威语很娴熟，法语也是如此。

尽管凯南在日记中抱怨自己身心俱疲，但是在别人的眼里，他永远不知道疲惫。“他无法停下来，哪怕几个小时都舍不得。”他的一位朋友兼邻居回忆道。去农场要开车很长时间，但是到了农场，他会立刻开动“割草机修理草坪，然后冲到楼上去写作……差不多整个晚上都在工作”。在挪威一次艰险的航行之后，筋疲力尽的船员们都躺下来休息，“却听到独轮车来回推动的声音，原来是乔治……在搬运大石块……垒台阶”。[32]多年来凯南发表了几百场演讲，一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证实，每次演讲凯南都会“精心准备”，“内容从来都不会重复”。[33]在总结自己上司的生活方式时，这位秘书感叹：“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