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41]同行的旅伴之一是市委书记博罗杜林先生，就是他跟我共同“体验”了新西伯利亚的夜晚。~纨`夲?鉮￠占` .唔+错*内′容?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飞机上相遇，现在他已经很信任我了。他成功地为我们俩争取到一个四人间，并且把其他几个想找地方睡觉的讨厌旅客拒之门外。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平静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然后说：“带着你们的行李，从这儿出去。”我想一定是这种语气透露出这个要求背后蕴藏的不可冒犯的权力，因为那些人都毫无怨言地默默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下个不停……看来很难找到白天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车，没人能够保证当天往返。时间慢慢消逝，博罗杜林和我都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烦躁，他决定另辟蹊径。他找到一部电话，摇了半个小时终于接通了，然后叫嚷着跟对方说了几句话。他不懈的努力见到了成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人，他们开着一辆卡车，看上去有些害羞。,2?0￠2!3!t*x·t,.+c/o?m￠我们坐上这辆老旧的道格拉斯车，马达轰鸣，很快进入一条通往喀山（Kazan）的道路，头顶的天空中有一层厚厚的乌云。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到达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机场的负责人很清楚，没有我们，他的周末会过得安宁一些。

到喀山后，我们被仓促地安排到机场酒店。看情况，莫斯科当天好像举行了一场胜利阅兵仪式，机场已经停不下更多的飞机了。我们不得不在此滞留一晚。博罗杜林和我再一次抢到了最好的房间，所有的后来者都被我们拒之门外。

傍晚，我们坐在“商业自助餐厅”里，小店里放着两三张桌子，一个自助餐架，还有些已经不新鲜的蛋糕，价格都高得离谱。店里坐着一位中年女乘客，身穿一套入时的灰色旅行装，她虽然默不作声，但俨然已经将自己与我和博罗杜林划在了一个阵营，自视为旅客中最尊贵、最有影响力的人，似乎只要随便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辆车带我们浏览整个喀山的美景。基于这种轻率的自吹自擂，她坐在自己的小桌旁，将餐厅的女孩叫到她面前。-d~i?n\g~x¨s,w?.·c_o′m`

“你知不知道，”她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在喀山到底从哪儿能叫到一辆车？”

我们的旅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服务员。“从内务人民委员会[42]。”女孩回答，说完她就迅速走开，去照看她的蛋糕了。

中年妇女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没出现。我们决定步行出发，一直走到一个游乐园。天马上就要黑了，人群正在往那边聚集，去参加一种叫作“大众健走”的活动。我们从素昧平生的人手中借了二十戈比，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决定让汽车开到游乐园来接我们。

我们买了一包瓜子，然后走进游乐园，但是很快发现这里太拥挤了，于是决定到城中心去转一转。我们沿着一条又长又宽的街道走下去，路两边栽满树木，一栋栋高大漂亮的建筑向路人表明这里是一座大学城。一些大楼已经改成了军队医院，伤病员们穿着苏联医院怪异的法兰绒病号服三五成群坐在花园里，一边怀抱着手风琴，拉着琴，唱着歌，聊着天，一边对铁栅栏外过路的姑娘评头品足。坦率地说，夏季的夜晚沿着伏尔加河畔漫步，悠闲地吃着瓜子，随意地吐着瓜子皮，真是一件非常舒服和惬意的事情。吃瓜子会让你体会到嚼口香糖一样平静而优越的感觉。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忘记了自己正身处一个对所有外国人都毫不信任和心怀憎恶的国度。不过，我马上就清醒了。

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那位女士认为车是来接我们的，但没等我们挥手示意，它就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我们又步行着返回游乐园，又看见一辆车，果然就是先前遇到的那辆。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亲自来了，还带了一个司机。他对那位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但跟我握手时脸上明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他拒绝跟我们同坐吉普车，宁愿步行也不愿意公然跟一个外国人坐进同一辆车……

第二天，我在那辆苏联道格拉斯卡车车尾的手提箱上坐了很长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