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居住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职员享德说：行商是中国政府唯一承认的机构。从行外的中国人买进的货物，如果不通过某些行商就无法运出。因之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然后用行商的出名报关。[10]

行商又从外商对华贸易中分肥：“东印度公司购买货物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11]“他们享有统治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每年获利达数百万元[12]

第二，对新充行商参加公行，具有控制作用。

只有公行一致同意下，由总[13]和各散商联名具结，公行才可接纳新成员。这就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公行的垄断意义，并扼杀了贸易竞争者的生机。这一点，只要剖析一下清政府对新充行商的规定，就可明了：自嘉庆十八年，前监督德庆奏请设立总商，经理行务，并嗣后选充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钦奉谕允，准行在案。是以十余年来，止有闲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推原其故，皆因从前开行，止凭一二商保结，即准承充。在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洞悉底里，未免意存推诿；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以致新商虽有急公踊跃之心，而历任监督以恪于成例，不便著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