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开始直接参与政治。为了替英国制造品开辟中国市场，他们以自由贸易为名，于次年迫使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但是延长了公司存在的年限，并授权它治理英属印度领土。他们还召集了东印度公司官吏和有关鸦片贩运的人员，听取了意见。经过辩论，一致认为：“孟加拉的鸦片垄断销售，为政府提供的收入，每年为数8459425新铸卢比，亦即981293英镑；而税收是按成本价格的30又3/4征收的。在印度目前收入的情况下，要放弃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由外国消费者负担的税收，所以总的来说，它较之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税收，更不致遭到反对。”[17]这等于是伦敦政府对鸦片贩运承担责任的公开声明。英国政府的公开支持，是造成19世纪30年代英国烟贩在华猖狂活动的第一个原因。

1831年，东印度公司最后找到解决麻洼土竞争的政策。它允许麻洼土缴纳过境税每箱175卢比，继减为125卢比，由孟买公开出口。过去是由中印度土邦偷运到葡萄牙口岸达曼，长途跋涉，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成本，改由孟买出口，烟贩们梦寐以求。因此从1832～1833年间，达到了1.4万箱，较前增长了2倍。东印度公司的税收因此而增加。20多年来长期成为公司负担的麻洼鸦片，成了公司税收的源泉。东印度公司政策的改变——对麻洼土由以前的控制生产运销，到确保税收、鼓励贩运，这是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在中国恶性膨胀的第二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