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13]“无赖之徒私行买食，往往沉迷陷溺，伐性戕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14]等等，都是告诫谆谆的警语。所以，嘉庆朝的禁烟，仿佛是一个道德自救的行动，虽然带着圣洁的光环，却不能感化外国烟贩，也不能使瘾君子们皈依。

诚然，朝廷曾多次颁发过禁银出洋的诏令：嘉庆四年（1799）、十四年（1809）、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二十三年（1818）都发布了银禁的上谕，除一件例外，其余都是把纹银虚耗说成了由于西洋奇巧货物“巧赚”而去，或说是“夷商偷运”及洋银换折所致，并没有提及鸦片卷走的症结。

所谓一件例外，是指嘉庆四年（1799）时任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复奏。这件复奏原文，目前尚未发现，但可从道光十六年（1836）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奏折中所引吉庆的建议可以看出，这位宗室觉罗已经朦胧地觉察了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的关系。邓折的原文说：嘉庆四年，前督臣觉罗吉庆议，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徙流缳首，立法不为不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