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今天下沉迷鸦片者多矣，非严刑峻法，必无以挽此颓风”。但他又对原奏所无者酌议十条建议，包括澳门同知在夷船到粤时应查明验收，责成水师官弁认真巡查纹银出洋鸦片入口，载汰广东快蟹，巡查广东沿海炮台附近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及伶仃洋面的鸦片趸，奖励查获出洋纹银的兵丁等等[30]陶澍也补充了八条办法，包括布施戒烟药、收缴烟土烟具、广泛进行劝谕戒烟宣传、责成保长查办鸦片不用邻佑互保等。[31]陈銮在肯定黄折所定办法基础上，建议朝廷对犯者应采取“由轻而重”逐步加增刑罚，以使天下“咸仰皇上衡情立法，并非不教而诛”[32]的至意。

所有的奏复，皇帝都亲自认真地细读过。他被将军督抚们全体一致的禁烟要求所感染，为烟毒害人之深、白银偷漏之重所震动。无论从作为一个圣君的期望，从继承祖宗未竟的宏愿，还是从大清江山的前途、从体察民生的要求考虑，都必须痛下决心、严厉禁烟。自这一年的六月起，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对禁烟的态度，他首先处分了吸食鸦片的王公贵胄，接着又对步军统领衙门所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处以革职，并将贩卖之人交刑部审讯，命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各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33]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15日），皇帝接到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一份奏折，报告来天津的洋船夹带烟土、铺户代为囤销一事。奏折称来津洋船每年计一百数十只，均由广东福建商民雇驾，先在外洋向夷商转贩呢羽杂货及鸦片烟，然后由海路运至天津，凡山西、陕西等处商人到天津销货，都由当地铺户派人包送烟土。“当船只抵关，将烟土囤积店铺，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送。烟馆则随处皆有，烟具则陈列街前，积习成风，肆无顾忌。”皇帝第二天立颁上谕，命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上谕指出：“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天津海口搜查净尽，京师转贩亦随之减少。命令琦善派委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究办，并根究党伙，杜绝来源，“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