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就学于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M. Gra），学习中文两年，他后来认为这两年的中文训练与葛兰言治汉学的方法使他终生受益，非语言所能表达。他对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敬意，认为汉字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功之一。当他被问及为何没写任何关于中国方面的东西时，他说：不对中国进行长期认真的研究就无权就中国问题发言。这一态度同仅凭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对中国大发议论的某些西方学者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曾经表示其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到中国去看一看。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杜梅吉尔的这种严肃态度而自鸣得意，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对自己文明的研究和认识。同印欧文明研究所取得的进展相比，我们无权乐观。最近不断从国内传来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从杜梅吉尔的三元结构说里我们能否获得某些启示呢？比如杜氏认为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当然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证实。但此说如被证实，我们便可提问，为什么三元结构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另外的系统？从目前我们知识所及来看，中华民族至少自神农起就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同起源于俄罗斯大平原(2)而后游牧各地的印欧人大异其趣。一个相对固定的农耕民族与一个不断迁徙中的游牧部落在社会结构上是应该有区别的。杜氏三结构中的战神——防卫或征服的象征对于游牧部落说来意义尤为重大，并且主要是对外而言的，在氏族内部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古时的迁徙过程同时也是征战的过程，较为固定的农耕生活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更为突出因而迥异于印欧文明？杜梅吉尔曾将世界文艺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我想，深入地研究和更好地认识我们文明的童年和幼年时期，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