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而又负债累累的中华民族来说，也应该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揭开民族记忆隐痛

1942年7月16日拂晓，巴黎警察局出动4500名警察在全市搜捕犹太人，被捕的犹太人先被短暂关押在巴黎近郊的单希（Dancy）、博恩（Beaune-la-Rolande）等法国集中营，然后送至德国纳粹集中营。此次大搜捕（rafle）持续两天，共有13152名犹太人被捕，其中有4115名儿童。这次行动是法国现代史上迫害犹太人的最为黑暗的一页。1940年6月，面对纳粹军队的进攻，法军一败涂地。时为副总理的贝当（Phillippe Pétain）元帅主和，获得军界支持，总理雷诺（Paul Reynaud）被迫辞职，贝当获得主政机会，立即同德方签署投降性的停战协定。在国土大半沦亡、首都失守的情况下，70％以上法国民意支持停战，7月，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法案授予贝当国家元首大权。也就是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贝当的上台，并得以建立听命于德国纳粹的维希合作政府不仅是符合民主宪政程序的也是具有相当高的民意基础的。

不仅如此，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贝当政权并非完全迫于纳粹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该政权甚至主动充当纳粹的帮凶。贝当政权建立之后，专门设置犹太事务局，犹太人的公民权被剥夺，犹太人在贝当政权辖区内无权从事律师、法官、医生等职业。犹太人的财产被充公，即所谓“亚利安化”。在维希政权时期，共有76000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德国纳粹集中营。从贝当政权在维希推行的保守的、威权的所谓“民族革命”的内容来看，这一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赞成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放弃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兰西共和传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之本，而以“工作、家庭、祖国”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