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意识既包括对自己脆弱性的认识，也包括对本身深厚文化积蓄的认识，既是对欧洲各种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的认识，也是对各种力量必须共存的认识。同当今不少思想家一样，莫兰对欧洲联合社会工程的前景并不持特别乐观的态度，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欧洲建设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建设是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却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换言之，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启动并从经济联合迈向政治联合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避免血与火的历史的重演和共同毁灭的悲剧！这是莫兰在此书中所谈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这是欧洲痛定思痛的文化自觉，也意味着前路充满风险！

正如中国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欧洲的一面镜子一样，欧洲也应该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欧洲人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变动不居，迷雾重重，忽而神秘，忽而新颖，既可能是希望之源泉，也可能是噩梦之渊薮。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悠久纪年史和儒家文官制度里看到了欧洲时间与制度的边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在英国生产效益的提高中看到了中国的停滞。此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睡狮论”、“黄祸论”、“威胁论”，循环往复，潮起潮落。欧洲今天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不能与18、19世纪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唯一未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而成就不凡的另一条文明之路，仅从这一角度，中国将永远是欧洲文化的有价值的参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