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咎于理性的胜利。理性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更是欧洲治学传统的主流。德芒容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芒容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