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得多。

同时，清朝政治道德色彩浓重，讲究德治，实行德政，追求“以德服人”。罪犯虽然有错，但也不能仅凭冷冰冰的证据就证明他们杀人，就把他们推上断头台。清朝司法追求的是罪犯自身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如实招供，这样，之后的司法判决才能服人。

综上所述，口供在清朝司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州县官员在侦破过程中，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套取嫌疑犯的口供上；上级官员在判决和审核的过程中，最看重的也是嫌疑犯的供状。对此，当官多年的杜凤治很有经验。他说：“公门事有一定规例，犯不认供，不能报解；即招解矣，臬台过堂，一经翻供，又须发回另讯。”意思是，只要犯人不招供，案子就不能上报；即便是犯人在基层官府招供了，到了省里复核的时候翻供，案子还是得发回基层衙门重审。所以，怎么让犯人招供而且不翻供，把案子做成铁案，是考验州县官员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