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上漏洞百出，审理过程也是不合法的。

其次，我们说它敏感，是因为此案牵涉了一位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坛明星洪汝奎，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朝廷重臣——湘军和福建官僚群体的首领沈葆桢。沈葆桢在三牌楼案结案的第二年，即光绪五年（1879年），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朝廷赐他谥号“文素”，对他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树立为“中兴名臣”。而洪汝奎，在光绪五年升任广东盐运使，之后调任两淮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掌握东南地区的经济命脉，是天下“第一肥缺”。洪汝奎仕途行情看涨。他本来就是湘军系统的重要成员，又赢得了众多朝廷官员的称赞与支持，距离封疆大吏就是一步之遥了。可以想象，要碰光绪三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不得不牵涉沈葆桢和洪汝奎，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体制内部的阻力。此外，这案子还涉及众多的参与官员，胡金传、孙云锦、严、单之珩、丁仁泽、吴元汉，等等，这些人可都还在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