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什么，也没有劝告我不要哭了之类的话。他留我在他家吃便饭。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学生，走到哪里就在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吃饭。只是看见爸爸的老朋友时，就是想哭。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失落。爸爸离开我们太早了。

一九三一年。

这一年在爸爸的生命中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转折点。先是在春天的时候，他和覃必愉结婚了。而后，他秘密加入已转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秋天的时候，爸爸接受了共产党的任务，在上海劳动大学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查禁学校图书馆里的激进书籍，反对学校开除被指控为“进步教授”的老师。这些都导致爸爸再一次被大学开除。

同是这一年的冬天，爸爸突然接到一份急电：“彭馥渠先生在南昌教书，不幸患伤寒，故世。”拿着这张薄薄的纸，爸爸不敢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一个人，就那么脆弱，一场疾病竟然能把彭先生的生命带走了？他惊住了，呆滞的目光不知道停留在何处。他张着嘴，却说不出话。就像在梦里，踩在一片沙堆上，高高低低的，那么费力，可怎么也走不出去。他努力想让自己哭出来，嘴却像被人捂住了，怎么翕动，也流不出眼泪。喉咙干涩得难以忍受，连呼吸都在嗓子眼里堵住了。爸爸的家，从来没有什么欢乐，也没有节日。可是他们家还从来没有死过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送葬。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接受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