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这地狱般的噩梦了。大街小巷的书摊上，什么样的文字都能看见，什么样的杂志都能读到，我的这点材料又算得上什么呢？

可我，带着童年的记忆，带着我们家族的血液，在对待文字的时候，总是比别人多一份敏感，多一份谨慎，甚至是一份恐惧。我战战兢兢地拿着这些材料回来了。现在看来又是多么可笑的一个形象。

下面摘自红军老战士×××的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

部队内部的“肃反”却仍在“继续深入”。段德昌同志的警卫员花娃也被捆起来了。我和他拴在一根绳子上，由专门负责看押任务的特务班牵着行军。麻绳紧紧地扣在手腕的肉里，脖子上压着重重的弹药和米袋，腰弯着，脖子伸着，像两个负重的骆驼，在狭窄的田塍、崎岖的小道的山路上挣扎前进。部队吃粮困难，我们是“犯人”，受人歧视，因而更难吃上一口饱饭，喝上一口热水。饥饿、疲劳和疼痛，像三股邪火，残酷地折磨着我们。湘鄂西一带，尽是山区：巍峨的大巴山，险峻的武当山，雄峙的巫山，一座紧连一座，真是千山万壑，群峰耸立，莽林遍布，河沟纵横。那山路，就像一条高挂在崖壁上的布带子，每爬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的气力。好不容易来到巴东境内，渡过了长江，抬头一看，啊呀，前边又是立陡立陡的高山，据说叫野三关。这时，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上飘着大雪，地上结着冰凌。连日来行军赶路，脚上的鞋子早就跑丢了，寒冬腊月打赤脚，脚趾甲也踢飞了，脚掌和脚后跟裂着大口子，血肉模糊，走一步在雪地上留一个血印子，疼得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