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能不说就尽量不说。怎么能再去害别人，我们一家已经被害惨了。于是，高峰就在那里不断给妈妈制造黑材料，不断往她的档案里塞东西。最后，在酷暑里，在大操场下，让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请罪”。就那样，深深地弯下腰，在烈日下暴晒。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记得。坚硬又冷漠的目光，从来不会犹豫。当我们陷入沉默的时候，他不停地为我们洗脑子，让我们跟母亲，跟家庭划清界限。他或许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几乎能把毛主席的语录，全部都背诵下来。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状，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他一直像在捍卫着一个利益，一个在大声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里，他不妥协，只要看见防空洞里，被他送进去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有一种成就感。原来我总是相信，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可能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左派。渐渐地，渐渐地听说，他把乡下的黄脸婆扔掉了，在译制片厂里找了一个上海女人重新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