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最近经常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写信人，你别说不认识，就是他信上写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都查不到。.五￠4.看?书/ ,庚?新/嶵¨哙_不知道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大队会计或者是什么小镇上的干事之类的人，就因为在报纸看了我父亲的一首诗，说了一声‘好’，于是也给戴上一个‘胡风分子’的帽子。你说在那么一个地方，谁还想着去管这些人的平反问题？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木呆呆地张着嘴，脑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么会发疯的？”

“你知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关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能挺过来。给他最致命的打击，是他出来以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的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都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还不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小人物。-我*的￠书*城￠ -首`发·突然，他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再一次出现了精神错乱。”

……

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知是在放爆竹还是下雨。那响声像抽打在墙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么响，听着觉得触目惊心。我多不愿意去回忆这些事情。做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妈妈还是在给我写信，催促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父亲的小说。我看见了社长韦君宜。她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那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稿子，显得那么凌乱，桌面上几乎没有余地能让她伏案工作。屋子很小，像一个办公室，简单又朴素。韦君宜梳着短短的头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我，目光里闪烁着老干部惯有的原则。这种时刻，我就变得极其愚蠢，我身上散发出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散漫，一定让她感到讨厌。我怏怏地低着头，吓得连问话都忘记了。她有点不耐烦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妈妈让我问一问爸爸的小说……，您……您有什么看法。”

在生活中一用“您”字，自己都觉得非常做作，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作会把我的紧张情绪带走，我努力在设计措词之中把握自己。?白!马¨书/院^ ′庚′鑫~醉.全^她已经没有兴趣再看我一眼，开始在那里翻阅文件和稿子。

“《战争与人民》，目前我们不会考虑出版。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很严重。”

“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经托人带话给妈妈了，说是，说是胡风……”

“不是胡风案子……你父亲是叛徒。”

如果说开始我还是那么懦弱的话，很快，我那种肆无忌惮、暴躁的性格就又会流露出来。他妈的，不就是要出本书吗，又来了，什么“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让你们搞死了。怎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些有原则的同志们，还在那里革命着。我说：“爸爸的被捕问题是有结论的，谁说他是叛徒？我们家只知道他的问题出在胡风问题上。”

“最近上海新四军的作家到北京，他们跟我说的。”

他们，他们是谁？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我习惯于漂泊的生活，习惯于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废纸、书籍，任我乱摊乱扔。原以为沾有这样习惯的人，都会是宽容的，容易沟通的人，没有想到韦君宜在原则面前，一点都没有让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样，在黑夜里和母亲一起猜测着，上海哪一个新四军作家那么恨爸爸。妈妈火气也很大，她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