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ip;…”我把我纽约大学MFA的毕业证书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纸做成的，拿到它的时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个经得起挤压的硬纸板做的圆筒子里。我想告诉母亲，这是我们电影制作中最高的学位，就等于其他学业里的博士学位。即使将来我在美国找不到钱拍戏，可是我凭着它，是可以在美国任何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的。我不仅想让母亲放心，我同样想让她为我骄傲。我想好了，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