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似父皇的面孔因愤怒和窒息不住抽动，宛如李世民附体，对迫害李家之人发出诅咒……

与此同时，李道宗、宇文节、执失思力等人也踏上流放之路。身为宗室亲王又是整个案件中最无辜之人，李道宗在狱中并未受到苛待，押解之人都对他很客气。可是方逾五旬的他在这短短三月间已是须发尽白，状若老朽。他的心差不多已经死了，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何效命沙场、战功赫赫的名将竟不如玩弄权术之人？为何闭门自守、礼贤下士的好人敌不过残害无辜的狂徒？为何身份高贵、皇家至亲的郡王比不上一个外戚国舅……他一路走一路想，离开长安不到一个月便在途中郁郁而终。

更为凄惨的是人犯家属，无论年轻力壮还是老弱妇孺，都在皮鞭驱赶下徒步而徙。这些曾经锦衣玉食的贵族哪受过这等折磨？在饥寒交迫中每天都有人死去。不知是否真的有老天报应，自从这桩谋反案落幕，大唐四境之内三个月不下雨，永徽四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都是在干旱中度过的，民间耕作苦难，百姓叫苦不迭，各州官员纷纷上奏。

针对严重的旱灾，三省宰相、诸寺列卿、六部尚书及五品以上重臣齐聚两仪殿，共同商讨应对之策。但说是共同商讨，真正侃侃而谈的只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他们出的办法也是老生长谈，适当蠲免一些赋税，开府库赈济灾民，另外还责令京畿各大道观、佛寺举行法会，念经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