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法治的必然原则，是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国民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必然途径，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点，“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则。

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国家之乱，在于有法不依。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不仅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备，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执行。某种意义上，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正如《画策》所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但是，商鞅的立法理念中还隐藏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哲学理念——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句话的意思几乎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这一思想的基础逻辑是：社会是由活体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不是机器，不会因法制完备而百分之百地自动运转，法律在现实的执行中往往是打折扣式地运转。因此，我们可以体味到其外延思想：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地自动运转，所以强调执法，甚至需要强调严厉执法是必须的。而执法司法就体现于人事，这就需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也正因为如此，秦法对官员“不作为”的惩罚最重，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显然，商鞅将“使法必行”看做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否则，国皆有法而依旧生乱。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包括韩非子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的重要性说得如此透彻。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