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说，唐先生正是我现在的合作著书人和经常聚会的话友。秘密渠道的建立据话友回忆，那是1985年的晚春时节，他所在的一家从事对外技术贸易的国家公司接受上级指示，准备接待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主要由以色列人组成的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任务是探讨中以双方商贸实业界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代表团团长波哈莱斯教授是以色列农业部农村规划与发展局长， 成员均来自以色列一些著名企业和机构的管理高层。 一周时间的业务洽谈是友好和富于成效的，最终签订了共同协议，商定就广泛课题进一步进行接触，内容涵盖农业、电子通讯、化工、能源等等。 正如波教授在他的《自传》中所述，对整个接待过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既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来访者的人身安全。据了解，话友工作所在单位是新组建不久的一家国家公司，以引进国外智力即专业人才和先进技术为主要任务， 以色列开始成为公司的一个工作方向。后来为执行此项任务还专门成立了另外一家独立公司并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受权组织和协调有关活动， 从此形成一条经由香港连接以色列和中国大陆的秘密经贸和技术交流通道。签证是以色列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关键。没有外交关系，固然不能持以色列护照取得签证；不少以色列人持有第三国护照，比如美国护照，但是只要上面标明持有人是以色列籍，取得签证亦非易事。 而在精明的犹太生意人看来，没有最终客户与之直接对话，没有对相关商业环境的 实地了解, 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香港曾是以色列商业人士遥望中国内地巨大市场“望洋兴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以色列塔迪兰公司的商业代表应当记得，1986年他们应邀到香港与来自内地的中方代表接触，就曾抱怨说和中国难做生意，因为拿不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事后中方代表聂松女士问他们要名单，她说：“请告诉我，你们哪些人须要进入中国。”未过很长时间，塔迪兰的有关人员拿到了“另纸签证”的特别许可，相继进入中国开展工作。随着政府逐步放宽入境政策，并得华阳／华泰渠道提供的帮助，通往中国内地的闸门正在悄悄打开，等待已久的以色列来客竟相涌入。坦诚地说，在中以两国开始接触和交往之初，中国方面看重的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希望获得政治外交上的好处，打破它在世界上相对孤立的状态，给外部世界一个印象，似乎中国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开始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了。保守秘密和泄露消息，一直是双方的一种博弈。所以不足为奇，尽管有实行保密的郑重承诺和约定，中以双方的秘密接触还是不断有消息走漏出去。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托姆.弗里德曼，就曾要求对波哈莱斯教授就其对华活动进行采访。波教授自然拒绝了，他一向是拒绝任何采访的。不过中以交往的传言依然不断见诸以色列以及他国的媒体，例如纽约时报 ,闹得纷纷扬扬 。迫于中方要求，当然也得助于波教授的斡旋，以色列当局曾一度通过本国媒体发表声明，表示有关报道并不属实。 波哈莱斯教授是这条秘密通道以色列一方的牵头人，他为确保这条通道的守密和畅通有效，配合中方尽可能作出了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