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条大汉挤在我的吉普车中，享受着空调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热带沙漠。`s·h`u*w-u-k+a*n￠.`c?o?m!沿途轰轰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话争奇斗艳，各种语言的脏话不绝于耳，我车中的白菜馅包子也被当做三明治，用军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两次轰炸巴格达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围但求无过的作风阻碍我与这帮抓“老鼠”的“大公猫”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闻的良机。巴利现在娶了一名正在开罗美国大学念书的埃及女人做太太。开罗美国大学是与贝鲁特美国大学齐名的美式贵族学校，穆巴拉克夫人苏珊等名媛皆毕业于此。巴利那位温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罗河心泽马利克岛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安下心来过日子。可巴利积习难改，仍背着沉重的摄影包为《时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层大厦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弯着那条完好的左腿往一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着他那条残腿往上举。

巴利喜欢穿黑帆布工装裤、黑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背黑色“多姆克”摄影包一瘸一拐地走。\2′8/墈¨书/网* ,追+嶵′薪+彰^截`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裤腿，眉飞色舞地给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们讲贝鲁特那颗炮弹如何命中他的裤裆，险些废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终只断了右腿。急救手术时他又如何镇定自若，矜持幽默，令医院中的女护士泪水潜然。《时代》周刊至今坚持每年让巴利回一次美国，对他那条断腿进行理疗，可每次理疗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别喜欢中国的“双喜”香烟，我总把使馆的朋友送我的香烟转送给他抽。按他的理解“双喜”（deublehappinese）有同性恋的暗示，像中国的京剧，吓得我赶紧表白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绝无此雅兴。巴利说他曾抽过一种“长征”（longmarch）牌的中国烟，味道之妙至今难忘。每逢人多的时候，巴利总是炫耀他的两句半中文：“我说北京话不说广东话，我吃广东菜不吃北京菜。”车轱辘话连念十几遍，声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头环顾一周后宣称：“我和鸭子在一起总说中文。-狐^恋¨蚊^血~ .追¨蕞.歆?章_截*”其实，巴利能讲的中文满打满也就两句半。

闲暇时，巴利常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美军吉普沿尼罗河兜风，两听啤酒落肚，遥望无穷远的泪眼便没了焦点。

患难与共的河野

当我从海湾战场归来，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否还完好无损，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编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摄影记者，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北大时的校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毕业后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过，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为博得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看着他艳羡的眼神，我许诺，如果打完仗彼此都还活着，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样的红旗，激动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难与共。”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