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留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仑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其他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我当时竞怀疑是在梦中。不久前我从中东分社回国，我们又坐在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他每月需将全部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可他还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帮助建起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发起倡议，建议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并主动支付战争赔款。河野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应主动做出表示，这样对日本更有好处。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