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明的视角，以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狐·恋-雯.穴~ ~已?发`布?嶵!欣?章?截`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一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教堂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如果说，随着帝国的终结，“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包括缺乏新闻独立等）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2013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集团，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零+点·墈·书· `已*发.布′醉,欣·彰*洁.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人夜，悄无声息。

2014年8月28日

香港给中国的灵感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停泊于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其中第三条规定：“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当时，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过是一块“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他们并没有把这块弹丸之地放在心上，不会想到有一天它将变成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金融贸易中心，当然更不会想到它将为许多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灵感。!墈′书?君￠ ?冕′肺\粤`读!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这里居住、工作了12年之后（1874年），创办了一份《循环日报》，不断发表评论，呼吁变革维新。正是香港给他的启示和机会，使他产生了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办媒体的举动，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成功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的新时代，而且在思想上影响过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主张革命的孙中山。

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30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开篇即说：“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他还进一步说，自己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是香港，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50英里的故乡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他们都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要从制度入手改变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