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并修改了几处鲜见的拼写错误，此类修改未做标注。他用俄文或德文书写的字句段落都用脚注予以注明。

我非常享受整理编辑这本日记，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荣幸地认识了凯南夫妇的儿女们。格蕾丝·瓦纳克跟我分享了往事以及她那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冷战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Cold War）。琼·凯南非常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她珍藏的家庭照片。一如格蕾丝和琼，克里斯托弗·凯南热情地邀请我去家中谈论他父亲的生平。温迪·凯南也跟我分享了她的许多回忆。比尔·莱利、玛丽·艾奇逊·邦迪和苔莉·布拉姆雷（Terrie Bramley）与凯南交往多年，也提出了他们的真知灼见。马库斯·帕杜尔奇克（Marcus Padulchick）为我详细介绍了凯南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情况。许多年以前，我聆听沃尔特·拉菲伯的精彩讲演，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凯南的重要。

若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希利·马德手稿图书馆的凯南日记出版计划咨询委员会（Kennan Diaries 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对我的信任，我自己无力承担本书的编辑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理查德·埃默曼（Richard Immerman）、丹尼尔·林克（Daniel J. Linke）、保罗·迈尔斯（Paul Miles）和布雷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理查德·埃默曼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向我提出了诸多忠告；约翰·加迪斯对我提出的问题予以慷慨的回应，并通读了序言；馆员丹尼尔·林克不遗余力地为我提供帮助，为出版之利调动了马德图书馆的各种资源。图书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如阿曼达·派克（Amanda Pike）、阿德利亚娜·汉森（Adriane Hanson）、克里斯蒂·卢茨（Christie Lutz）等，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马里安·泽拉兹尼（Marian Zelazny）和图书管理员玛利亚·图克（Marcia Tucker）、克里斯汀·迪贝拉（Christine Di Bella）和艾丽卡·摩斯纳（Erica Mosner）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感谢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詹姆斯·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汉娜·古尔曼（Hannah Gurman）和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对凯南日记出版计划提出热心的建议。迈克尔·卡伦（Michael Cullen）也对我帮助良多。感谢编辑过程中承担文字录入工作的达拉·霍尔（Dara Hall），以及承担翻译工作的科斯尼娅·塔塔尔琴科（Ksenia Tatarchenko）、玛西亚·申克（Marcia C. Schenck），感谢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也为日记的出版做出了贡献，他的干练和职业精神让人钦佩。此外，德雷克·麦克菲利（Drake McFeely）富有价值的建议、玛丽·巴布科克（Mary Babcock）的编辑润色以及杰夫·施里夫（Jeff Shreve）的躬身奉献和明智判断都让我感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