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十七年起，直到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逝世止，穆彰阿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长达十四年，担任文华殿大学士长达十三年，其当国之久、受宠之深，足可与曹振镛相垺。!薪+顽*夲′神′戦~ !追,醉*新′蟑.洁^但他的为人和品格，却令人齿冷。这可从咸丰元年他被继位才10个月的咸丰皇帝革职永不叙用的诏书中，见其大要。诏书列数穆彰阿之罪有：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有害于己、必欲陷之，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肆行无忌，遇事模棱、其心阴险[8]显然，这是一个大奸若忠、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

道光朝两代枢臣，一个苟且因循、拘守绳墨，一个保位贪荣、弥缝迎合，不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个中原因，实在与清朝统治者的驭人术有直接关系。1850年，曾国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说：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于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甚，以柔糜为恭。[9]曾国藩这段话，撇开其为皇帝的歌颂之词，确实不失为是有清一代人才与政治之间因果关系的客观观察。~1~8,5.t`x,t-.!c￠o¨m^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镛死后，横挑竖拣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军机、内阁领袖的位置上，恩宠有加，固与穆小忠小信、贪位保荣的品格不无关系，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着惟求守成又颟顸自大、渴为英主又乏才干、虚骄刚愎又无主见的矛盾心态，也不至于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镛、穆彰阿之能久居枢垣、长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与才具背反的结果，也是乾嘉以来政局日非的必然产物。否则，怎么会去了曹又来了个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时，皇帝与枢臣既是这种状况，应付通常情况尚属勉强，那么，一旦非常之变来临，清王朝这个最高决策集团又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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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册，第621页。

[2]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补缀套裤》，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页。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三十二《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8 册，第2481页。~s,h!u·b`x!s`.?c.o-m?

[4] 《续碑传集》卷二，第18～19页。见《清碑传合集》三，上册，上海书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页。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06页。

[6]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镛之误清》，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3页。

[7]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潘穆》，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11页。

[8]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17页。

[9]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称《曾国藩全集》）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3 都门士大夫

皇帝只求守成，枢臣不图进取，王朝的内囊兜底翻了上来，而且谁也无力控制住它日渐衰败的趋势。对此，那些长期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号称人文荟萃之区的京师士大夫们，有何表现？

中国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教导，“士志于道”，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把澄清天下做了自己的职志。按理，面对国运衰败应该有积极作为，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验之于嘉道年间的事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颓风衰运，既可使良知未泯者为之奋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梦死。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