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养成了人心风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间，京师士大夫们依然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唱诗结社之风，不减当年之盛。京师中几家著名的饭庄如观音寺路北的福兴居、煤市街西之万兴居、大栅栏内的同兴居等，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设宴豪饮，艳诗丽词咏唱不[1]；稍稍风雅者，则于天朗气清之日，邀三五同好，携仆役小厮，悠游于陶然亭、西山等僻静处，小酌清谈，海阔天空，吟诗联句，评说短长，国事、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则四出钻营，或投帖拜入某相门下，或备礼巴结侍郎上司，捞取功名利禄，好托庇荫而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则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草菅人命，“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2]成了社会的一群蛀虫。

士习贱恶，人欲横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学的士大夫们标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常以讲学的形式，相互砥砺，力图用诚意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人时任太常寺卿的唐和翰林院侍读学士蒙古正红旗人倭仁，最为人望。

唐字镜海，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浙江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知府、安徽宁池太广道、山西按察使、浙江和江宁布政使。为官清正，为学宗尚洛、闽诸贤，尤其推崇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以为传道之首。著有《学案小识》，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道光十九年内召为太常寺卿，甫到京师，因其学问人望立即成为研求理学的京卿大夫所推重，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其考问学业。后来，湘乡曾国藩也参与其间，以唐为师，学习程朱之学。那时唐已经60多岁，皓首童颜，宛若天仙。他主张学问应精研一经，然后才能旁及其他；读书首先应读《朱子全书》，因为义理之道尽在其中；为人应讲求气节，而修养之法全在时时内省，所以必须每天按时静坐，闭门思过，狠抓私欲的一闪念，痛自刻责；平时应将各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过失记出，以便警鉴。这一套源自于思孟学派的“慎独”功夫，在唐手里发展为“研几”和做札记的方法，作为日课，以达到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目的。当时，学得最好、最受唐器重的，就是倭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