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九年（1814），23岁的龚自珍开始抨击弊政、呼唤改革，写出了一组四篇文章，总题《明良论》，从吏治、士习、资历、重权四个方面援古论今，讽咏时病。\t*i^a\n*l,a,i.s,k/.?c.o?m￠

《明良论》的第一篇，专论吏治清明和官吏收入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朝内大员们聚在一起，不谈政事文艺，朝外官吏宴游时，不谈地方设施利弊。大家都在谈论自家的土地是否肥瘠，家具置办够不够，讨债鬼上门是如何不体面等等，内外大小臣工“俱思全躯保室家而不复有所作为”，原因不在于他们对朝廷无知遇之心，而在于贫累之故。造成贫累的原因则是官吏的俸给太微薄，于是便产生了官员贪贿黩货的不法行为，有的则沦为市井之流。他援引史书记载，指出春秋时代的贤相周公，“未尝不富”；唐、宋之俸制，“皆数倍于近世”，而目下连资历很深的尚书、侍郎也“无千金之产”，其下的僚属更可想而知。由此，他提出：“诚使内而部院大臣、百执事，外而督抚司道守令，皆不必自顾其身与家，则虽有庸下小人，当饱食之暇，亦必以其余智筹及法度、民之疾苦”[20]一句话，他主张提高俸给以免除官员的身家之忧，才能谈得上发挥他们忧国利民的才智。~墈`书-屋? ?更?芯,嶵·筷+

清代文官的俸给确实并不丰厚。按《大清会典》所载，文官实行一年支俸制度，称为“岁俸”。俸由银、米两项构成，俸银按官员品级支给，俸米则以正俸银一两支米一斛计算。清代品官的每岁正俸银是：一品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5两，从九品及“未入流”31两。凡京官，例支双俸；若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则加倍支给俸米。按这一制度，一个位至大学士的一品文职官员，其正俸银按京官支双俸的规定，每岁得银360两；其俸米按加倍支给的规定，每岁得米360斛。以区区之数要在一年内供自己花销、打点已属不易，再要养家糊口就更显困难了。所以，不少大员或依靠手中的权力，或利用消息灵通的条件，收受门生、故旧、属下的各种例敬，作为经常性的补充收入；卑下者则勒索贪贿，不一而足；那些小京官们，例敬不丰，收入不厚，常常靠亲朋资助，或借债度日。^暁\说,C￠M_S* +已¨发?布-罪,芯^彰.截′明乎此，对于清代官场的种种黑暗也就可以理解了。龚自珍有感于斯，才会提出“厚薪养廉”的改革主张，发出了“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虽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则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的责难。诚然，用厚薪养廉的办法能否改良吏风、清明政治，大可疑问，但他看到了弊端，积极寻求医治之方，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篇是针砭士风之作。小京官的仕宦生涯，使他对士大夫们食禄贪位、阿谀苟且的心态看得很透，并进而思考士习好恶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他从士风是世风的映照这一观念出发，认为士不知耻是国之大耻，而历观当代的士大夫，自其入仕之日、始进之年起能知耻的已经极少了。“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益工”，官做得愈久，锐气愈减；资望愈崇隆，任职愈接近皇上，马屁工夫愈巧妙，要他们像古之大臣那样巍然岸然以师傅自处，则“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朝廷中的政务官员们，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它非所知；平时又不读书，自以为早晚办公已经够贤、够辛苦了，哪有时间去读书？没有实职的闲官们，只知写字作诗，虽读了些书，但不知书中大义，认为只要一天在任便有一天的尊荣，即使因病退休，也只把希望寄托在子孙的功名上，只要他们成为遇事退缩畏葸的老成，不要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两种人，惟知揣摩皇帝的意图，如蒙皇上色笑、得赐食，便扬扬自得地向家眷、门生夸耀；一旦遇皇上不高兴，则叩头抢地而出，别求可以获宠的办法。这种人难道是真心敬畏吗？万一国家有缓急，他们必然会像鸠燕那样纷纷飞跑了。朝廷上下的士大夫都处于无耻的水火之中，还像什么国家？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无以作朝廷之气的缘故。他认为要使士大夫能作朝廷之气，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