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他们“知耻”。他列举了《礼记·中庸篇》的内容和郭槐说燕王、贾谊谏汉文帝、朱元璋训诫臣下的典故，说明君主对臣下的态度是个关键，“主上之遇大臣如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只有礼遇而不是役使，才能使臣下报之以高尚的节操。“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很明显，龚自珍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当时都门士大夫的种种无耻的行径，而且率直地抨击了君臣关系上的不合理制度，以此作为改变士习贱恶的方法。

《明良论》之三，批评用人制度中的论资排辈陋规。他认为“用人论资格”不但扼杀了英才，而且也使官吏不思进取、贪位保荣，变得“奄然而无有生气”。他说，一个读书人的进身之日，按中等速度计算约在30岁左右，然后需要花35年才能官至一品，最快也得30年。这样，自30岁进身做到宰辅、一品大员时，人已老矣，精力衰矣，再有德望也因岁月消磨而变得退葸尸位，“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那些资历未深者，虽辛劳勤勉也没有位置安排他们。这种论资排辈，要鼓励勇往者，惩戒玩恋者，绝乎庸者侥幸之心，解智勇者束缚之怨，岂不难哉？至于要想得到能建大业、陈大计的英才更困难了。想当初那些刚入仕做官的人，自不免有过慷慨激昂，谁都想有所表现，但一限资格，便一个个丧失了初时的生气，变得苟且因循了。“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