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点上的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矛盾惶遽的心态。他是带着时代特征给予那时的思想家以特有的两重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对旧事物的无情批判和对新事物的朦胧希望，使龚自珍的思想在当时都门士大夫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那尖锐深刻的政论性散文，连同充满激情、关注民生的大量诗词，一反乾嘉以来流行于文坛中脱离现实、追求格律神韵的文诗风格，把时人的视野引向探究时弊和关注政治的方面，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并为尔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的生成，尽了前驱的作用。

尽管龚自珍有报国之心，所提的改革主张都渊源于古已有之的典章制度，然而人微言轻，在因循苟且的衰世，根本不受朝廷的注意，更谈不上采纳。30岁那年，他向房师、时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觉罗宝兴上书，详论天山南路的地理形势及加强屯戍的重要，主张善待当地回族人民，加强汉回亲睦，并将所撰《西域置行省议》的抄本附呈，结果这些建议都被搁置。道光九年（1829）38岁，又上书大学士，“言内阁故事当循者有六事，寝不行”。41岁时，大学士富俊五度拜访，向他求教兴革之策，他“手陈当世急务八条”。当富俊读到其中汰冗滥一条时，便面有难色，认为难以实行，建议终不得采用。道光十八年47岁时，他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堂官上书言事，详论礼部四司政体何者宜沿，何者宜革，洋洋三千言，结果又未被采纳。真是纵有满腹古方，无权无势复无用；空怀一腔热血，有情有义竟难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