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皇帝会这样处置呢？原因很明显，君臣二人都看到了塞源——“截其来路”的困难和症结，面对汹汹而来的鸦片毒流，既深感头痛，又无能为力，不得不舍难就易，从治标做起。`我+地^书￠城+ ¨蕪/错`内·容*

但是，要做到严禁分销，必然要涉及兴贩，要涉及兴贩又必然要涉及吸食，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清政府中有不少人上奏提及这些环节，其中，最能引起重视的是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御史刘光三在道光十一年的一份奏折。刘光三针对朝野官员、贵介子弟、衙门胥吏中大有瘾君子存在的现况，主张“法行自近，罪无少贷”，禁烟要自上层和官员中的吸食者抓起，只有加重吸食的罪名，否则很难奏效，“一切章程皆属具文”。[22]皇帝命内阁将刘奏抄交刑部查议具奏。经刑部公议，拟定了军民人等吸食科罪办法，规定凡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并需指出贩卖人；若不指贩卖人，吸食者应再科兴贩罪，判杖一百，徒刑三年；凡职官及在官人役吸食，俱加一等治罪。′z¨h′a~o-x^s·.?n\e/t`同年六月，由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将部议上奏，[23]皇帝批准了刑部意见。由此，新的禁烟政策把兴贩和吸食作为遏流方针的两个环节一起抓了起来，改变了以往重兴贩、轻吸食的做法。

然而究竟遏流还是塞源，皇帝的心情是矛盾的。在刘光三奏折发交刑部讨论后的第九天，皇帝被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所动情。冯赞勋是朝廷出名的耿直言官，他在奏折中揭发了广东洋面鸦片走私猖獗和行商勾结外国烟贩、设立窑口、走私贩卖鸦片的种种内幕，并且申明自己“祖籍广东，访闻确切”，表示所说都有根据。他认为“禁烟土在驱逐烟趸，除私带当严治快鞋（即快蟹）”，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务期拔本塞源，以仰副圣主除害安民之意[24]皇帝以往只是笼统地知道鸦片走私的大概情形，对冯折中所说的快蟹武装拒捕、大小窑口的写书、行脚的兴贩、行商的勾结等等，均属闻所未闻。`小_税′C￠M?S` ~最￠鑫/璋￠踕~更/芯/快*阅奏后次日，即命军机处寄谕两广总督李鸿宾，要他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的详细情况。上谕提供了冯赞勋揭发的细节，但为了保护言官，只说“有人陈奏”，不列冯赞勋的姓名。上谕指出：鸦片烟“多系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若不杜绝来源，是不揣本而齐末。虽内地严定章程，于事究无裨益。”上谕要李鸿宾设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净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25]很明显，皇帝在强调遏流时，还不能忘情于塞源。

但是，如同塞源方针的破产一样，遏流一策也并未起到遏止毒流泛滥的作用，道光十年至十五年（1830～1835）遏流时期，鸦片年均输入18700余箱，超过了万箱大关。塞源，源头依旧；遏流，支流纷繁。朝廷已经到了塞源无着，遏流不能的程度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上述方针不对吗？不。塞源断其来路，遏流严禁分销，就方向来说都是正确的。是方法不对吗？诚然，若塞源而不遏流，或遏流而不塞源，都是片面的，但自道光元年到十五年的禁烟过程看，不论是塞源还是遏流，虽各自有所侧重，但都不是单打一的。在塞源阶段，仍对兴贩、吸食有所打击，而遏流时期，也还在严禁外商夹带，可见方法上并无大错。十五年来，禁烟的失败另有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鸦片贩子，尤其是英国贩子们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无休止地向中国大量贩运鸦片，支持和唆使中国烟贩走私。伶仃洋走私制度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装备着枪炮的武装走私船“飞箭”号，是在这一阶段里出现的。没有外国贩子的伤天害理的罪恶行径，中国根本谈不上采取禁烟措施。罪魁祸首就是他们。

其次，腐朽的清政府也难辞其咎。禁令所以成为具文，一是朝廷还没有从根本上下决心动大手术，做大动作。尽管嘉庆帝、道光帝父子俩对烟害忧心焦虑，对禁烟方针方法几经审查，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对国家、民族的严重性，所以视野不宽，手段不狠，区区枷号一二个月，流徙充军，都不足以遏止分销，严惩吸食；命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