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每年为官府服役20天，遇闰加二天。此外，有事而加役15日者免调，加役30日者租调皆免，但连正役不得超过50日。不亲自服役者，可纳绢代役，每日绢三尺，贵族免役。唐代这种“租庸调”制的特点是，税制的基础为均田制，课税以人丁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税。亦即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不因增加生产而增税，也不因怠耕而减其租，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因勤劳而加重力役，不以游惰而减其庸，有利于农民附着土地，也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故唐代陆贽认为：“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39]。但是，“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40]政府赋役制度的破坏，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表明了负担的加重，作为一个农夫的寒山，自然也不例外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影响，“朝朝为衣食，岁岁愁租调”（《快哉》七十一），这才是寒山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农民艰辛生活的缩影。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这是生活的基本保证，寒山的生活亦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桃源式，而是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形之中，“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新谷》一二六），辛苦耕种的稻谷，还不够自己吃，要靠借贷来解决生存的基本需要，借贷原本就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被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借，可是就是借贷也未必能借得到，生活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