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

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

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

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

《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

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

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

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

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

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