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衫-巴\看^书/蛧_ ~已·发\布!醉·鑫?璋,踕\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精-武^暁?税*蛧\ -勉¢费`阅-渎*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k?u?x*i-n?g~y!y¨.·c\o+m^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68 《考工记》
先秦百工技艺之书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
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经齐人之手完成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