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洁己奉公,忠诚体国”,必能雷厉风行,力清弊源,“虽不能尽挽浇风,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实有判若宵埌者”。[14]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既肯定了弛禁者同具忧国之心,又指出了他们畏难而退的错误,在伦理和逻辑上都具有感化与说服力。
据当时人记载,道光十五六年,京师士大夫中有一批力主严禁鸦片的人物,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部处级官员、负监察之责的言官和清议所在的翰林,又有赴京应试的公车。他们常在陶然亭聚会,针对鸦片问题发议论、赋诗词、写文章,倡导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15]形成了一股倡禁热,支配了京师的舆论。朱樽、许球、袁玉麟的奏折,既是时论推动下的产物,又进一步加热了禁烟思潮。道光皇帝在内有廷臣吁请,外有舆论支持下,重新坚定了禁烟态度。所以,自九月后,“鸦片弛禁之议已不行,疆臣奏复,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16]弛禁论不得不收敛,虽没有止息,却已不成气候。
这次论争后,一些原主弛禁的官员开始转变认识,如两广总督邓廷桢从弛禁变为倡禁。他从道光十七年春起,态度已与前不同,在广州屡颁谕帖禁烟,并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率令汛兵舟师,无分雨夜,加紧巡查禁阻……一遇走私匪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17]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