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虽以禁烟派取得胜利，但毕竟仍停留在纸面上，禁令虽然不断颁布，但措施仍没有跟上；弛禁派以退为守，正在悄悄地积聚力量；外国烟贩猖獗如故，鸦片走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河道上下，东起虎门，西至黄埔，都成了交易场所”。?我_得*书^城! ·哽,芯`嶵¨全′[18]这一切，迫使禁烟论者进一步寻找对策，以阻遏疯狂的鸦片走私和严重的白银外流。

在这种情势下，鸿胪寺卿黄爵滋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向皇帝上了著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限期一年戒烟，过期仍然吸食者以死罪论处。

黄爵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福建道监察御史等职。期间也曾充当过江南乡试副考官和会试同考官。他任职的鸿胪寺，是朝廷专掌朝会礼仪的专门机构，保证百官朝会时按规定的礼仪和秩序正常进行，不得任何人违制僭越。鸿胪寺的最高首长是管理寺事大臣，通常由礼部尚书中的满尚书兼任。卿是其第一助手，正四品。所以，黄爵滋不仅是鸿胪寺的首长助理，而且也是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墈~书`屋¨小\税!惘` ~罪?芯^章!結,耕+辛?快′他是京师中知名的禁烟派，常与士大夫中持同调者一起发起陶然亭集会，畅论禁烟。据《水窗春呓》记载，他的“禁烟之疏，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剪烛、无意及之，逐成一稿，而黄树斋亟上之”。[19]即是说，他的奏折是宿迁举人臧纡青（牧庵）等人所写，由他上递的。从《水窗春呓》作者欧阳兆熊与臧、黄之间有较多过从来说，这种说法决不会无中生有，但要说黄爵滋以三人原稿作为自己的奏折，则恐怕未必。要而言之，我们大可以把黄折看成是当时京师士大夫中主张严禁的激进者的共同要求。

黄折中的禁烟主张，是对嘉、道以来朝廷禁烟方针的一次检查。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着眼于鸦片和白银之间的关系，而以严禁吸食为解决二者的办法。认为只要断了吸食者的烟瘾，那么“无吸食者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于是“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20]经济问题可以完全得到解决。

黄爵滋在奏折中首论银价递增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二/捌,墈′书-王· _首`发`他统计了自道光三年至当年的漏银数字：自三年至十一年（1823～1831）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1834）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当年（1838）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国库为此空虚，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根据黄爵滋的上项统计，上述数字总共约有5亿两左右。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经过今人的考证，认为从1800～1839年40年间，外流的中国白银有6亿两之多，可见黄爵滋揭露的数字是真实的[21]

黄折接着分析了各种已经实行过堵塞漏洞办法的弊病所在。认为严查海口、杜其出路，绝不能塞漏，因为员弁早已受贿成风，“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也不可能塞漏，因为外商正当贸易所得之利，只占鸦片利润的“数十分之一”，外人意不在此；而鸦片走私是在洋面上进行，所以“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至于严禁兴贩办法，因开馆者皆胥吏兵弁，此辈又勾结富家大族子弟，既有声势，复又相互包庇，无法对他们真正严办，所以“各省办此案者极少”；对听任内地种植罂粟熬制烟膏，他认为土烟食者不足过瘾，而贩者也仅仅“用以掺和洋烟，希图重利”，所以此法也不能塞漏。

已行办法都不行，“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问题的症结，是究竟抓住哪一个环节。黄爵滋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那么何以重治？他针对以往对吸食仅课枷杖的做法，提出“罪以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