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

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

“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

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

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

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

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

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

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

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

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

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