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

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

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

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

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

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

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

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

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